2017年年初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，提出职称评价应摒弃从前“一刀切”的方式，提出不唯资历、不唯学历、不唯论文。

  然而，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暗访发现，在久被诟病的“论文经济”视野之外，部分高校教师为评职称争相买图书专著“挂名”的风气逐渐兴盛。

  围绕着图书专著的“挂名”，从内容代写、主编挂名，到代购代销，形成一条灰色利益链。

  “元旦福利大派送，真特价不套路，特价专著（论著）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都有。”一位自称“韩编辑”的人在每日必更的朋友圈里这样宣传，后面附上好几本即将出版的图书名字后缀着“第2主编”“第3主编”。类似于微商在社交网络的推销广告，“韩编辑” 还特意配上了一张文艺范儿的图片，图上还有一行心灵鸡汤式的文字：“每本书，都有故事。”

  主编、编者或专著作者竟可虚位以待，公开买卖？“独著和挂名，没有书稿都可以，费用方面，副主编最低，主编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位次不同价位，独著最贵哈。”“韩编辑”在微信上简短回答了北青报记者的疑问。“每本专著的前三位主编，都可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得到，也就是上CIP（图书在版编目）。”

  北青报记者随后在淘宝平台上输入“专著挂名”的关键词后，搜索发现标有“出书挂名专著，正规出版社”“出书、挂名专著教材出版”等字样的商家迅速出现在页面上，不下百家。据粗略梳理，这些商家打出可出书挂名专著涉及医疗、教育、旅游、外国文学、经济学等数十个学科。其中部分商家在网页广告中就明确说，“很多作者评职称的时候需要出书，但是自己又没时间写书，这样一个时间段可以找到我们，我们为您寻找对应专业合适的书籍让您在书中担任主编、副主编或者编委，同样能达到评职称的目的。”

  北青报记者向一家月销售记录显示达到24186笔，标有“出书挂名专著”的商家咨询。 “如果出挂名书的话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，但是出独著的线月份出来应该赶得上。找我们的客户，都跟你一样是为职称的。”该客服说。

  北青报记者梳理这些淘宝店家的“主编、副主编、独著”报价，发现“独著”最贵，最高开价2.6万，而 “第一主编”的价位从8000元至24000元不等，“第二主编”价位6500元至17000元，“第三主编”价位在5500元左右，副主编价位从1000元至3000元不等。商家说，国家级的书号费用要高一些，省级的费用要低一些。

  当北青报记者问到都有哪些出版社可以合作时，一位淘宝商家客服回答：“包括国家级的4家出版社和省级的3家出版社。”他还向记者保证书籍的质量高，均为20万字左右的精装版书籍。内容是来自我们的优秀、高质量的作者团队，他们大多是高校的一线老师、博士生导师和教授。

  “我们的付款方式是半定金操作，等到书号查到了再付余款。”为打消北青报记者的怀疑，该客服解释说。他同时还向北青报记者表示，他们是文化公司直接对接出版社，并非中介，可向北青报记者出示营业执照。

  而在朋友圈做“挂名主编”生意的“韩编辑”则公开承认自家是济南某信息咨询公司，坦言其就是“中介”。“韩编辑”还透露挂名的出版社通常都比较差，能出独著的出版社品质更高，但出版的题材内容却受限。“到底选哪一种方式，还得以你评职称的要求而定。”“挂名”的书一般只印两本，加印数量多，还需另外加钱。“如果你想送朋友还可以多印，这个没有限制。100本的印刷费是2000元。”

  为了弄清“挂名主编”交易全过程，北青报记者尝试向卖家索要合同。一位店家的客服向北青报记者展示了其通用模板的 “作品签约合同”。在这份作品出版代理服务合同中，北青报记者看到，乙方为“山东×××文化传播公司”，甲方授予乙方通过____出版社（第三方）办理本作品的有关出版业务。乙方承诺本作品为一书一号，甲方可要求作品的担任（著、主编），并可提出位置、署名方式、出版时期等具体实际的要求。合同中还写明了若乙方提供假书号，将向甲方一次性支付2倍的本书出版服务费用作为违约金。

  该客服还向北青报记者介绍操作的流程一般是先付50%定金，需要客户填写一个信息表，然后就提交资料安排。“我们这边给您邮寄出版合同，您收到合同后签完字，自己保留一份，给我们寄回来一份，这样做才能够保证双方的利益。”当北青报记者问起合同里为什么没有“代写”方面条款，该店家表示，除通用版合同以外，信息表会写明书稿的内容要求、代笔信息、金额和出版时间。

  如此多的人热衷去念“挂名主编”的歪经，一方面折射出当下出版行业的种种乱象，另一方面，当前中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也显出尴尬处境。“专著或教材挂名，二三流院校是重灾区。好些人钻空子，心照不宣的空子。”一位在京著名文科院校的教授坦言。该教授浏览“挂名”图书书目后，分析常被用以“挂名”的图书多为新兴学科，如旅游专业、艺术门类、外国文学、体育学、思政、图书情报、计算机、管理学类。“究其根本，二三流院校没有建立完整的学术评价机制。好大学的传统文史哲的学科，不会单用论著或论文来衡量，关键是学术的成色和积淀，同行自有评说。”

  除了学术评价机制不健全外，多名受访的老师表示，一些院校仍将担任专著或教材的主编、副主编等列为职称评审条件。据了解，目前，国内多数高校的教师岗位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：教学科研岗位教师、专任教学岗位教师和专任科研岗位教师。但在教师聘任上，对每类岗位的考核标准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发表高水平论文、出版专著、国家级科研项目、省部级以上奖励等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。评审中不断上演的升级版则让人眼花缭乱。

  华中一所二本院校30岁的讲师文涛（化名）说，面对生活上的压力和学术道德的双重拷问，周围很多人变得纠结，“试想一下，如果大家都花钱买论文、买挂名或者找关系，只有你一人拒绝，那样只会受人鄙视，说你傻。”他也理解一些同行的选择，“从投资学的角度看，花这点钱评上职称，一年就能挣回来，还终身受益，划算啊。”

  近年来，我国职称评审权限不断下放，各地也有不少尝试。去年10月20日，教育部、人社部联合印发的《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》指出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，学校可结合真实的情况，制定本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和操作方案等，明确职称评审责任、评审标准、评审程序。职称论文不再“一刀切”，为高校“松绑”了，但其结果会不会产生各种学术垃圾替代论文，却成为疑问。“挂名主编”的泛滥，无疑昭示着，职称评审改革和健全学术机制评议，刻不容缓。

  采访过程中，多位出版社业内人士坦言，为职称而“攒书”在业内司空见惯。“只要3万到5万元就可以出一本书，这就是著作，但著作实际的学术含金量没人关注，甚至大量充斥着文化垃圾。”一位曾在高校出版社供职的编辑道出了“学术垃圾”源源不断的秘密。他曾亲见某本省级地方教材先后出过多个版本，但每一个版本都挂着不同的副主编名字，一问才知很多地方院校的老师都用这本教材来评职称。“各校老师挂名，还推荐自己学院使用这套教材。既缓解了出版社的经济压力，又为老师们解决职称难题。最后东窗事发，还闹着打官司。”

  出版行业坊间还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“段子”：年轻编辑听培训课，某老编辑讲了编辑界内部常用以自嘲的话，“我是编辑我可耻，我给国家浪费纸。”

  “你说的挂名，跟卖书号道理差不多，恰巧很多高校教师也有这种需求。”另一位业内人士坦言。在她看来，好的出版社不会有这种“卖挂名”的交易。“有些快活不下去的出版社就靠这些赚钱。”

  出版行业人士呼吁，建议不再将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等作为评职称的条件。同时，出版社也应该坚决杜绝书号买卖，斩断署名权买卖利益链。

  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范辰律师认为，没有参与创作，就不是作者，却挂名主编、编者和独著，这种行为存在法律上的隐患。假如没有真正作者的授权，挂名的人则可能面临着著作权纠纷，侵犯真正作者的发表权和署名权，有可能会被真正的作者起诉到法院，要求消除影响、赔偿相应的损失。如果有作者的授权，则挂名的人可能面临学术造假的指控，因无法举证参与创作，有可能会被学术道德委员会处理。

  此外，商家的这种经营行为并不合法，属于打擦边球的行为。商家有可能构成非法经营，被工商机关处理。如果商家被处理，则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挂名的人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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